2023年7月20日，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2023年第55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布：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诺康达”），被正式否决。

此次审议会议，是诺康达这家CRO公司在2个月内的第二次上会，在5月份的第32次审议会议中，诺康达被采取了“暂缓审议”的措施。

这是实行注制后，深交所相对少见的在审议会议上直接否决项目，也是近年来少有的CXO公司IPO被监管层直接否决的案例。

最终的结果，既暗合了CXO赛道黄金时代已过、进入增速降档期的现况，也与北京诺康达本身的基本面密切相关。

作为一度红得发紫的CXO赛道的企业，北京诺康达的IPO征途却是命运多舛、一波三折。

北京诺康达成立于2013年，是一家以仿制药开发及一致性评价业务为主的CRO公司，兼顾一类新药及改良型新药开发业务。

在公司成立6年之后的2019年，北京诺康达就开启了第一次IPO之旅，当时选择了刚刚开设的科创板为上市板块，但是很快就草草收场。

2019年7月24日晚，上交所官网显示，北京诺康达的审核状态变为终止。

随后，诺康达火速召开媒体交流会，表示：因为时间比较紧，招股说明书写得比较粗糙；同时保荐机构遭到了现场督查，虽然不是对公司的督查，但是担心对公司业务产生影响，所以为了长远发展，最终选择主动撤材料。

但是，这次短暂的科创板之旅，并没有到此完全结束。

2020年4月10日，北京诺康达收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《监管警示的决定》，上交所认为公司在前次科创板IPO申请过程中，未严格按照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，导致招股说明书（申报稿）相关信息披露不规范。

2021年8月，北京诺康达和中信建投证券签订上市辅导协议，拟在上交所主板上市，但是2022年底，公司最终却向深交所创业板递交IPO申请，并且获得了受理。

从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，此次深交所否决诺康达IPO事宜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问题：

1、业绩大幅波动问题

从北京诺康达此前申报科创板IPO的数据来看，其2016年至2018年的净利润分别为602万元、3,504万元、7758万元。

但是此次提交给创业板的申报材料显示，其2019年至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为2560万元、2250.万元、5922万元、8414万元。

从两份材料的数据来看，2019年相对2018年有断崖式的收入下跌，这不符合CRO行业相对稳定的收入规律，也与2019年CRO行业的景气度完全不匹配。

对于这诡异的业绩波动，深交所要求诺康达说明：前次撤回申报材料后，业绩先大幅下降、后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。

2、收入增长问题

报告期内，北京诺康达营业收入分别为1.47亿元、2.14亿元、2.75亿元，增长幅度较大。

深交所要求比较诺康达说明说明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调节收入或收入不真实的问题；结合行业政策、合同终止风险、一致性评价收入下降趋势等，说明公司业务的持续性与稳定性。

3、大客户问题

报告期内，北京诺康达与迪欣医药有2800万的药品委托开发合同，但是迪欣医药从事药品的批发、配送、销售业务，并未取得MAH证书。

此外，北京诺康达还有一个大客户兴科蓉药业，双方履行中的合同总额超1.4亿，而兴科蓉药业采购北京诺康达的产品与服务，占其同类产品与服务的比例约为100%。

也就是说，1.4亿的大单子，兴科蓉药业竟然不多找几个供应商分散下风险，全部给了一家正好处于IPO阶段、急需业绩的CRO公司。

深交所要求说明：迪欣医药、兴科蓉药业与北京诺康达进行相关合作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说明相关研发项目是否具有真实商业背景和商业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，是否存在提前终止的风险。

4、现金交易问题

根据申报材料，北京诺康达实际控制人之一陈鹏，在2019 年、2020 年大额取现合计分别为 200.40万元、230 万元，给出的用途解释是采购石材、油画、壁画及春节向员工发红包等。

深交所要求说明：以大额现金方式进行交易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其一般消费支出习惯，是否存在商业贿赂或承担发行人成本费用的情形。

5、浙江佰奥问题

根据北京诺康达的申报材料，2019年北京诺康达持有一家名为浙江佰奥的公司的40%股份，是浙江佰奥的第一大股东，北京诺康达实际控制人之一陶秀梅，甚至曾担任浙江佰奥董事长。

截至IPO申报日，北京诺康达仍然持有浙江佰奥25%股份，在其董事会占有 1 个席位。

深交所关注的问题是：2020年，浙江佰奥与发行人签订 9 个项目合同，金额共计 3,649.52万元，属于北京诺康达前五大客户。

深交所直接质问北京诺康达：是否存在发行人实际控制浙江佰奥的情形？是否与浙江佰奥及其股东存在未披露的资金往来或利益安排？浙江佰奥是否专为北京诺康达设立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