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（WIPO）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从2019年开始，中国已连续3年在专利数量上称冠全球，且与第二名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。再聚焦都高校，截止2019年年底，我国“双一流”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，其数量远超美国。

但创新最关键的还是转化率。据数据显示，美国在90年代初期科研成果转化率就已攀升至80%，即便是到了现在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科研转化率仍然维持在50%以上。

但中国实际转化率却低于10%，离美国还有较大差距，医疗领域转化率的差距则更加明显。

那么，中国在医疗创新上究竟和美国还差在哪呢？

美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设有专门的科研部或者研究中心，里面的医生90%的精力都在自身的研究上，临床方面参与不多。但国内医生大都更加专注于临床，真正愿意走到实验室的是极少数。

这主要有三个原因：

一是国内考核指标主要是以临床为导向；

二是医生长期与临床捆绑，很难再抽出时间投入科研；

三是医生科研能力不够，能孵化出前沿创新成果且具有原始创新性的微乎其微。

另外，国内绝大多数医疗企业在创新的意识和投入上都与美国的差距明显；在创新药产出上，中国与美国在研新药数量相差达到44.6个百分点。

《拜杜法案》自通过以来，已推动美国经济产出提高了1.7万亿美元，支持了590万个工作岗位，并帮助催生了14000多家医疗相关的初创公司。

《拜杜法案》解决了四个问题：一是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；二是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；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，三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；四是政府保留“介入权”，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。

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也出台了不少政策，但实际效益却并不尽如人意。

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“管得不够精准”，并不能解决其真实痛点。二是“管得太多”，原本的“推动力”反倒成为了科学家前进的“阻力”。做任何动作都需要走程序，但由于审批流程过于漫长，科研成果往往会错过最佳进入市场的时机。

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，如何与市场更好地接触，如何将自身科研成果成功转化，这都是非常具体且棘手的难题。这就需要科研机构站出来了，而站在科研机构背后的其实是“技术经理人”。

但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在我国极为紧缺。这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，还体现在人才的质量上，也就是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，与美国相比差距明显。

国内科学家和科研机构长期处于以科研体系为主的封闭环境，很难触达到市场资源，因此也很难站在市场的角度，对自身科研项目进行精准评估。

医疗领域的创新转化非常讲究团队协作，需要政府、科研院校、投资机构、企业等创新主体共同参与。但从国内来看，这些创新主体其实并没有很好的链接，目前大都是“各自为政”。

在医疗创新与转化方面，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。因此，认识到差距，认识到眼前的问题，并开始着手解决，是我们当前在医疗创新转化的重中之重。